(节目导视)

　　解说：

　　一项国际知名科学大奖，一位47岁的中国科学家。

　　饶毅：

　　中国科学家还没有得过的，这个奖挺难得的，而且它也是由瑞典国王来颁发。

　　解说：

　　他曾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分子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曾手握国外多个条件优厚的邀请，但是他选择回国。

　　施一公：

　　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的话，我会到了晚年极其痛苦。

　　解说：

　　回来更精彩。

　　施一公：

　　现在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等等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施一公，爱明诺夫奖中国第一人！”

　　评论员 董倩：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在北京时间3月31日的晚上11点，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上，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荣获了2014年的爱明诺夫奖。

　　在当天晚上，有很多奖项被颁发出去，但是在众多颁发的奖项中，只有施一公教授得到的这个奖，是瑞典的国王亲自颁发。从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这一个奖项对于施一公教授，还有对于中国科学界当然是一个荣耀，尤其是对当下，当人们的目光更多的是锁定在娱乐界和娱乐新闻的时候，我们觉得更有必要拿出一整期节目对于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表达我们对他的致敬。首先我们还来关注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爱明诺夫奖。

　　解说：

　　3月31日斯德哥尔摩音厅迎来了一位中国贵客清华大学的教授施一公，在这里成为了获得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

　　中科院生物武力所研究员 许瑞明：

　　1979年由瑞典皇家科学设的，主要奖励给晶体学领域的科学家。比如说最早的像是爱明诺夫教授，爱明诺夫奖还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奖。看看过去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每年颁一个奖，最多可以有三个人，今年授予施一公的奖，就是一个人获得的。

　　解说：

　　施一公是今年此奖项的唯一一位获奖人。今天瑞典皇家科学院网站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爱明诺夫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这个学院同时还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饶毅教授：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表彰的他三个重要工作的其中一个系列，细胞凋亡结构生物学工作。中国科学家还没有得过的，所以这个奖很难得的，诺贝尔化学奖是每三年就会有一次给结构生物学的工作，所以奖跟诺贝尔奖金是很接近的。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鲁白：

　　爱明诺夫奖是一个多学科的奖项，它是给物理、化学、矿物学，是做晶体机构方面的最高奖项。另外一个意义是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就跟诺贝尔奖有一个很接近的联系。

　　解说：

　　此次奖项的颁发，也是为了奖励施一公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饶毅：

　　细胞怎么会死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该死的时候不死就会得癌症，不该死的细胞如果凋亡死掉了，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就开始担心，有没有老年痴呆。

　　解说：

　　今年又恰巧是时候晶体学诞生一百周年，被命名世界晶体学年。因此，今年爱明诺夫奖的评选和颁奖更是意义重大。

　　许瑞明：

　　晶体学在生命科学里面发展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领域要难。它的分子也多，生命科学的分量越来越重，现在可以说是占到半壁江山以上，所以我想手授予生命科学在晶体学100周年的时候，特别合适的授予的对象。

　　解说：

　　100年，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可能还刚刚成熟，但是对于47岁的施一公来说，15年可能超过了三分之一的职业生涯。

　　(短片)

　　主持人：

　　您周六周日都没在家？

　　施一公：

　　晚上睡觉在家。

　　主持人：

　　是不是施老师把家当成旅馆一样？

　　施一公妻子：

　　差不多，两头见不到人。

　　解说：

　　今天的这个奖，还具有更多的意义。

　　鲁白：

　　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做出来的工作，受到世界大奖的认可，这种情况是不太多的，非常少的，这个意义也许是等于像中国第一次拿射击奥林匹克金牌。

　　评论员：

　　施一公教授是首位获得爱明诺夫奖中国科学家，那么，此时施一公教授还在斯德哥尔摩，我们马上连线他。施教授，首先祝贺您，我们很想知道，作为你们专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你是一直在把这样得奖当成你的目标，或者换句话是你一直在追逐这个奖项，还是因为你的科学成果实在是非常的显著以至于奖项在追着你，是哪一种？

　　施一公：

　　我怎么知道这个奖项的话。主持人你好，我是施一公。我是去年2013年的9月12日，我在参加一次咱们的评审活动。那天下午两点开始，我的手机电话开始响，我一看，手机电话我不认识，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地区号是0046，我就没有接。我有一个习惯在国内，只要不熟悉的电话我一般都不接，这个手机电话，那天下午响了十几次我都没接，我都把它摁掉了。第二天，9月13日，到了下午两点又开始响。我就很奇怪，我就从评审的屋子里出来，我听听试试吧，我接听的以后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外国人打的，我用中文说你好，结果对方是用英文说，他说我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当时我一听也傻了一下，没有想到。对方告诉我说，恭喜你，你获得了2014年的爱明诺夫奖，然后我们的国王希望邀请和你的夫人在明年三月底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当时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既不知道是谁提名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奖，真是天上掉馅饼一样，所以那天就特别高兴，晚上回家就庆祝了一下。

　　评论员：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这个奖项肯定是为了奖励您在这样一个领域，常年的艰苦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对您的一种回报。那个你需要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做的一个得奖的这个研究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施一公：

　　好。我现在是用X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来研究跟癌症发生的一个领域。这个癌症发生的领域叫细胞凋亡。非常简单，您可以想想象一下，我们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给了化疗药，他吃了药，癌块消失，为什么消失了，是因为细胞凋亡了，不叫死亡，是叫凋亡了，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因为受到一些药物刺激以后，程序性的死亡，我们叫凋亡。为什么癌细胞后来不再凋亡了，比如说你给化疗药以后，一定是凋亡的细胞的机理发展了改变。我们用最细微的方法就是用看到蛋白质的原子机构这样一个方法，来了解为什么在细胞内有些蛋白通过突变阻碍癌细胞凋亡。你可以想像，我们中国人叫眼见为实，当你把细胞的每个蛋白分子看的清清楚楚的时候，你自然把这个细胞如何抵御凋亡就了解清楚了，这样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研究，了解怎么样让细胞重新再激活凋亡途径，就是一种抗癌药了，这样就可以用以研发抗癌药这样的应用。

　　评论员：

　　施教授，我大概听懂了。您说的科学的机制，可能我没有听懂，但是我知道，你是围绕抗癌药，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关于您获奖我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看您的奖励的时候，我们发现您的学术的，对您的这种荣誉的头衔很多，比如说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美国两院的院士，还有非常基础的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众多可以定位您的这些坐标中，您认为最能标志你的是哪一个头衔？

　　施一公：

　　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评论员：

　　您认为是这一点最重要。

　　施一公：

　　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我的研究清华大学，我教的学生在清华大学，我自己回国最主要的目标也是在清华大学培养学生，在清华大学做研究，因为这样一个头衔，这样一个职位也是我最看中，也是最大的一个称号，其它的都是一些荣誉性的称号。

　　评论员：

　　好，施教授，稍后会继续跟连线。我们总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对于有国界的施一公教授来说，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中国人，因此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切断了跟美国大学所有的这种关系，应该说他把终身的荣誉教授，还有他的实验室都放到了美国，他一个人回来了，到了清华大学开展了他的事业，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今天在清华大学以及其生命科学学院官网首页，我们都能看到这位杰出教工的获奖信息，并且都同时强调着，这是爱明诺夫奖设立35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而在施一公的中学母校河南省实验中学，校方也刚刚得知这一喜讯，并打算大力向在校师生公布。

　　河南省实验中学工作人员：

　　我们这边会有一些大型电子屏，和领导汇报看，可以配合做一些(庆祝的)事情。

　　解说：

　　而在河南驻马店人民路小学，至今还保留着施一公1979年毕业时的照片，30多年过去了，施一公走到哪，都会想起拍摄这张黑白照片时，老师的一个期望。

　　施一公：

　　他说施一公啊，你长大以后，可以一定给咱们驻马店人争光，这句话让我现在为止，想听来都挺感动的。

　　解说：

　　1985年施一公以全国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89年又以年级头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并选择了出国留学；2003年，36岁的他，获得全球生物研究学界享有盛名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这一奖项设立17年来，首位收获殊荣的华裔学者。不久之后他更是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习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同时也在其领域内成为了重量级的领军人才。

　　施一公：

　　当时的话，实验室有14个博士后，有6个博士生还有2个实验员，每年有200多万美金的科研金的支持，真叫兵强马壮。

　　解说：

　　诸多荣耀加身，事业蒸蒸日上，让施一公在国外的发展，一帆风顺。但是他始终在期待着另一个特别的机遇。

　　施一公：

　　我是2006年的5月回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5月26日，在清华见到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陈希。他就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告诉我，说希望我能够全职回清华，帮助清华的生命科学再往前走一走，帮助规划、参与规划。我挺激动，因为我说心里话，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我第二天一大早，见了陈希我就说，我说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全职回清华。

　　解说：

　　仅仅一夜间，就决定放弃数百万的科研经费，领先的科研条件以及终身教职等优厚条件，施一公的选择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施一公：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前系主任叫罗伯特·奥斯汀，他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回去来说服我们的校长雪莉·蒂尔曼，我让校长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package(条件)，一定要留在普林斯顿。我有一位亲戚就跟我说，叫我的小名，说小公啊，说你脑子进水了，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

　　解说：

　　但施一公清楚，此时他的梦已不是学术位置、优厚条件，而是要为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做点事情。

　　施一公：

　　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一些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的话，我会到晚年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我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我觉得。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尽管我回国以后也提意见，也抱怨，但毕竟我从心里最深处我不会觉得我很疚欠了。

　　评论员：

　　作为一名科学家离开了一个科研条件，各方面都更好的一个地方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举动我们能够理解并且表示敬佩。但是在这样的转换的过程中，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施教授，那施教授，我们在短片中通过对您的简短的了解知道，您在美国拥有几乎科研工作者，想拥有的一切。但是回到清华来说的话，应该各个方面的条件很大程度上不如普林斯顿的，但是你回来了，我想这里面其中，这里面肯定有长陈的故事可以讲，但是请您用最简短的话告诉我们，你克服的最难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施一公：

　　谢谢主持人。应该说这里面最难的还是心理上对于人文环境上的一些障碍的克服。因为实验条件不好，可以去创造，学生没有好的条件，可以培养学生，把学生带的更好一些，其他都好办。因为我23岁出国，回来的时候41岁，是2008年全职回来，我本来觉得我是中国，我在中国长大，适应中国的环境没有任何问题。发现回来以后，在很多地方，回来以后太习惯国外一些人文环境，回来以后发现挺困难的，从科研基金的评审，到其他一些事情，在外面就是感到压力挺大。但是我要说一句，因为清华对我的支持很充足，我的业界的朋友，我的同行业都对我非常支持，所以对于适应环境对我来讲，确实有很长的故事要讲，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很顺利，几年下来了。

　　评论员：

　　施教授，我们知道您离我们目前非常远，但是我想通过非常便捷的通讯方式，让您一块看一下，您得奖之后的一个小调查。

　　关于您是谁，关于您3月31日得了这样一个奖，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公众，“你知道施一公这个人和他的研究领域吗？”不知道占了绝大多数，超过了七成，将近八成。我们又做了一个问题的调查，说“这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一种抗癌新药，未来进会造福很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你愿意不愿意去了解他，还有他的科学成果？”这个时候答案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可以去了解和非常想了解，这两个答案加起来的人超过了九成。让我想到那句话，我们公众吃鸡蛋就行了，没有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是谁。但是我想对于年轻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有必要知道，到底是谁下了这些鸡蛋，这个老母鸡是谁，因为这样有助于住他们，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所以我想知道，您愿意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您，或者功利一点讲，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您，有更多的厂家知道您，您的科研成果才有可能更早的、更快的进入到生产的途径，让我们受益。

　　施一公：

　　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比较难回答。如果想鼓励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我到希望年轻人知道我，知道一批中国人像我一样在全力以赴的从事基础研究，从最精深的基础研究，再用到无论到抗癌新药的开发或者还有其他的领域的变化。但是同时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又不想成为所有的名人，因为其实做科学是要非常踏实的在实验室里做，并不是需要出去张扬和宣讲。对于这样，我们也想说一句话，尽管我的研究已经被用来开发癌症新药，到了临床二期的末期，效果看着也不错，但是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讲一句话，“科学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博大精深，”其实我非常想让我们的年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而不是关注我本人。我觉得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能够把中国带入一下个伟大的腾飞时代。

　　施一公：

　　非常感谢施教授，对于施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所在的领域，很多人说，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作为自己走在科学前沿的一名科学家，他指出在科研某些方面，他认为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施一公的父母给他名一公就是希望他将来能一心为公。施一公放弃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应该也正是出于他的公心和强烈的故土情节。2008年，40岁的施一公，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

　　施一公：

　　回清华等于是自己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实验室，这个过程其实是也可以叫二次创业，很艰难。

　　解说：

　　回国后的施一公，也对外界坦诚了一些思考。例如他在采访时说，中国的科技和教学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

　　在回国后的第三年，施一公又因为在文章中直面中国科研存在的问题，而备受舆论关注。2010年他和饶毅联合发表文章，其中写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是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直到两年后，施一公才最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向媒体表示，自己回国的目标从来没有当院士这一条，回清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育人。

　　回国的五年里，清华大学的生命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00多个。施一公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也发表了12篇论文。高水平成果产出的频率，比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还要高。

　　施一公：

　　现在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等，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水平的水平，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

　　评论员：

　　其实施一公教授，能够得到众多的荣誉，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奖项，最重要是他内心对科学这种博大精深，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那么他的获奖，让我们想到，在很多年前，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如果问我们这一代人，你最想成为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很多孩子都说，我长大以后，希望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到了当下，曾经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的范围北京市两所中学和两所小学的1180名学生。那么，调查的结果，长大以后最喜欢从事的职业，第一名是企业家，然后是歌星再然后是影星，科学家只排到了第七，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很多孩子长大希望成为科学家，这样的国家才有一个更加有创新的，更加闪烁的未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